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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卷土重来，家门口的菜摊会被社区团购“玩”坏吗？******

　　家门口的菜摊会被社区团购“玩”坏？

　　一边是舆论质疑，一边是资本青睐，社区团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滴滴”“蛋壳”？互联网巨头进军社区团购势必垄断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社区团购争议背后还透露了哪些现实焦虑？

　　最近一周，舆论对社区团购的关注持续火热。以“社区团购”为关键词的相关话题频频冲上微博热搜，其中“社区团购会夺走卖菜商贩生计吗”阅读量超过2.47亿。

　　对比此前争夺流量入口的打车大战、外卖大战、单车大战，部分舆论担心此次互联网巨头会故技重施：先采取低价倾销策略占领市场，再“挟流量以令市场”挤压中间商“卖菜者”生存空间，继而剥夺终端消费者“买菜自由”。

　　一边是舆论质疑，一边是资本青睐，社区团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滴滴”“蛋壳”？互联网巨头进军社区团购势必垄断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社区团购争议背后还透露了哪些现实焦虑？带着这些疑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了新老菜市场、买菜居民、行业人士，开展多维度解析，试图揭开纷争背后的社区团购真面目。

　　现实中的“社区团购”

　　“90后”李萌是一位年轻妈妈，每天加班到7点，出了地铁，还得往返2公里去菜市场买菜。现在有了社区团购，她只需要从“团长”那里下单，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中把自己定好的菜带回家就可以了。

　　“我省下了2公里的往返体力与时间。”李萌说，社区团购的菜品相对固定，但她实在不想为多吃一两个菜，每天多走2公里。

　　在李萌看来，社区团购很方便，而丰富性是一家菜市场最打动她的地方。“我会在周末去菜市场采购一番。”

　　迈皋桥老街集贸是南京城北的一家老菜市场，临近岁末年关，这里的肉铺生意异常火爆。每天清早，各家铺子前挤满了前来灌腊肠的居民，一眼望去，几乎都是老年人，仿佛正在掀起的社区团购浪潮与他们无关。

　　记者随机走访了这家菜市场多个铺位，他们也表示生意暂未受到社区团购的冲击。“该买还得买啊，这段时间菜价也没有受到波动。”张萌的蔬菜铺子在菜市场入口，据她观察，菜市场里不乏年轻人身影。

　　“主要看时段，白天年轻人要上班，没空逛菜市场，傍晚下班后来这里买菜的年轻人不少。”张萌告诉记者。

　　“社区团购是人家帮你挑菜，肯定没自己亲手挑的好。”记者采访间隙，一名穿着黄色美团外卖工作服的配送员过来挑菜。记者起初以为他是为客户送菜，交谈后才知道，他竟然是这家摊位的老主顾，每周要来买两三次。

　　“民以食为天，最重要的还是食材新鲜。”在干配送前，郑世强曾是一名饭店厨师，他认为年轻人不会特别在意几毛钱的折扣，更在乎买到手的菜放心不放心。目前他与另外两人合租，平常一起搭伙做饭，由他来买菜、掌勺。

　　“社区团购不见得会取代线下菜市场，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郑世强说，团购群体以年轻人居多，一些上班族晚上回家想炒个菜，一打开冰箱发现是空的，就会用手机下单买菜。老年人如果不是住在楼梯房高层，团购需求并不紧迫。没事逛逛菜市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

　　“我们这里不少摊主也会搞搞社区团购，卖自己铺子里的菜，帮客户‘跑腿’去其他铺子买菜。”好邻里惠民中心的负责人吴殿昌说，为了吸引并留住客户，有的摊主会自己“贴钱”为客户代购。

　　好邻里惠民菜市场是南京第一家“智慧菜市场”。这家脱胎于夜市大排档的农贸市场，如今被装修成商业综合体的样子，是当地居民口中“五星级”菜市场，可覆盖周边12万人的“茶米油盐”。

　　菜市场四处悬挂着广告条幅，上面统一标着“搜好邻里菜市场，省时间给生活”的字样以及一些俏皮话：“菜炒一半缺点啥，手机下单全送达”“爷爷教我炖海带，我教爷爷云买菜”“孙儿太小走不开，手机买菜送上来”……“这些条幅年轻人很喜欢，会专门来拍照。”吴殿昌说。

　　“一个月前我们开始与‘饿了么’合作，把所有菜品都放到了线上，对线下菜市场做了数字化改造。我们菜市场人气高，‘饿了么’会时不时过来搞促销。”吴殿昌说。

　　他告诉记者，这种大平台来做促销，优惠力度非常大，对一些商户冲击不小。“有商户来跟我抱怨，说大平台‘抢’他们生意。我跟他们说，即便‘饿了么’不来，以后也会有其他大平台来。促销只是一时的，重要的还是菜好不好，菜市场的环境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来。”吴殿昌说。

　　资本江湖中的“社区团购”

　　社区团购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其萌芽源于社区电商。早在2014、2015年，各种社区电商服务就已经遍地开花，例如与体彩店合作，搭建社区O2O服务平台的“咕啦电商”；再比如瞄准我国社区连锁便利店空白的“购百特”；还有房地产公司孵化的以物业为基础，定位于智慧社区服务的“爱助家”。

　　资本也在此时“盯”上了这些精耕社区流量的新势力。企查查统计显示：2014年以“兴盛优选”“爱鲜蜂”“中商惠民”为代表的产品，开启了社区团购“赛道”投融资先河。而各类资本的“注入”在2018年迎来高峰期，公开融资事件达23起，所披露的融资金额16.7亿元。

　　社区团购在2018年前后短暂“火”了一阵。但由于订单密度不够高，平台接连出现倒闭潮。疫情以来，不少用户开始接受预售制的社区团购。订单密度的激增，让几大互联网巨头重新看到了社区团购的价值和前景，纷纷加速布局，烧钱补贴随之而来。

　　来自企查查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社区团购公开融资事件达19起，稍逊于2018年；但公开披露融资金额高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56.3%，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背靠互联网巨头的同程生活、十荟团、兴盛优选、爱鲜蜂的融资次数最多。

　　通览2020年社区团购赛道的投资方，阿里、腾讯、同程、滴滴、京东，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身影频频出没，一个潜力巨大、群雄逐鹿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

　　“滴滴和美团把社区团购的战略地位提得很高，但这和他们的主营业务固有优势不匹配，靠砸钱补贴，没有成本优势；京东后进，但仓储物流有优势；拼多多布局很早很快，也有着农产品供应链的天然优势；阿里的生鲜供应链主要对接本地生活事业部，主要是盒马和饿了么在布局。”对于社区团购在各大平台的战略地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助理教授雷莹分析。

　　雷莹认为，“买菜”是刚需，高频且价格敏感。对于京东、拼多多、淘宝等本来就有生鲜电商布局的平台来说，如果不进入社区团购，别人做了，消费者就不来线上买了。对于滴滴和美团来说，更多是出于对新业务和营收来源的开拓。

　　“当前社区团购市场区域特征明显，但尚无全国性龙头。社区团购对互联网巨头来说极具吸引力，巨头纷纷布局争夺下沉市场流量入口。”中信建投研报中显示：2019年中国生鲜零售市场规模达5.1万亿元，生鲜电商市场规模达2796.2亿元，渗透率仅5.48%。

　　疫情刺激下，2020年社区团购市场发展迅猛，市场规模预计达到890亿元以上，在生鲜电商中占比达到21.9%，疫情培养了用户社区团购的习惯，有望推动社区团购市场的高速增长。

　　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放任不管

　　资本介入的社区团购大战，被看作是继外卖、网约车、共享单车后，互联网巨头们最激烈的一次混战。凭借5毛一斤土豆、3毛一个鸡蛋等低价模式，互联网巨头对社区小菜贩们造成碾压。一些小菜贩或关门歇业，或沦为互联网巨头的线下员工，以至于舆论开始担心，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

　　“我也想加入社区团购，但是没有这个渠道，也没有人找我。”南京宝船菜市场商户赵文凤在板桥有十亩地，每天早出晚归，卖的菜价格要比批发菜高一点。她比较欢迎像京东买菜这种代买配送，但社区团购这种直接到源头去买菜的，对他们冲击太大。

　　“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下半年疫情之后，不少地方习惯了网上配送，传统生意还是不好。”南京市农贸市场协会副会长、南京绿恒市场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盛丽琴说，我们也鼓励商户加入社区团购，但团购上面的菜那么便宜，他们是比不了的。

　　“我们劝商户们忍一忍，等一等，熬下去，毕竟烧钱也烧不了多久。与此同时，我们也鼓励商户尽快适应这种变化，找到活下去的办法。”盛丽琴说。

　　“电商巨头进入社区团购，更多是希望通过高频消费场景获客，他们的低价竞争策略，会对传统农产品市场供应量造成冲击，不利于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布瑞克农业互联网董事长孙彤说。

　　孙彤认为，农产品品类众多、供应链长且资产重，在局部形成垄断，打垮小菜摊后，涨价、杀熟是可能的。但目前很难有电商巨头能够完全掌控如此多的品类并形成垄断。如果只做一两个品类，就不会有规模效益出来，竞争力达不到，最多半年价格战就会消停。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中就提出，不准“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但指南中也提出，“平台经营者低于成本销售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一)在合理期限内为发展平台内其他业务；(二)在合理期限内为促进新商品进入市场等”。

　　12月9日，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率先发布《电商“菜品社区团购”合规经营告知书》，要求菜品社区团购的“团长”(负责人)，视情应办理相应的市场主体登记，平台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实施低价倾销，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扰乱正常经营秩序。

　　在该局同日召开的电商“菜品社区团购”合规经营座谈会上，阿里巴巴、美团、滴滴、苏宁等电商社区团购相关负责人已在告知书上签字，承诺诚信依法经营，开展有序良性竞争，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

　　“来座谈都是子公司，有的是分公司的分公司，他们做不了主，得听总部统一号令。”据接近这次座谈会的知情人士透露，美团、拼多多等平台的总部甚至华东的中心都不在南京，发出告知书和召开座谈会，是为了在出现低价倾销等苗头时及时提醒。记者注意到，南京市目前还没有出现关于社区团购的行政处罚案例。

　　12月中旬左右，华海顺达、卫龙、香飘飘等部分供货商给渠道经销商发通知称，没有授权，不得操作社区团购平台；不允许做单品超低价销售。

　　“现在的社区团购大战，从全国看还是初级阶段，但在长沙等地已经进入到了激烈竞争阶段。巨头们为什么砸那么多钱参与，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未来电商模式的雏形，不单单是千亿级市场的事情。”同程生活高级合伙人肖志龙说，未来的电商带有社交属性，此前的烧钱补贴模式是行不通了，一定要有完整的场景和履约来实现盈亏平衡。

　　“如今业内竞争愈加激烈。”南京建邺区某社区团长“幸福小猪宝”向记者坦言，“团长”越来越不好当。在社群这类口碑消费场景里，平台所说的轻松赚钱是办不到的。“平台不能保证每批货都好，得人去看了才敢推。2000块钱的一个团，就赚200块不到，我一个人跑不过来还得和人分。”

　　“疫情给了社区团购发展的机会，其爆发力和潜力都在进一步挖掘中。”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莫岱青也认为，如果社区团购想靠性价比或交付服务突围，终归得靠强大的供应链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可以说社区团购是一门供应链的生意。只有全方位地服务消费者，把好品质关，才能长久。

　　雷莹指出，和此前网约车、共享单车不同，各大平台在社区团购业务上的优劣势有很大差异度，所以不会像同质化竞争那样完全成为价格战，后期通过供应链和仓储物流的优化，在成本优势上就会拉开差距。

　　“对于社区团购模式本身的价值不能完全否定，该肯定的要肯定。”雷莹说，社区团购在某些方面满足了消费者需求，资本看到了这部分商业潜力。这条路能否走得通，不妨多给这一互联网新业态一些成长空间。

　　“菜篮子关乎基本民生，要避免人为造成剧烈的市场波动，这是基本底线。同时，对社区团购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放任不管’。”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田伯平说。

　　社区团购到底会带来什么？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作定性判断，既不能把社区团购变成一个负面案例，影响资本进入民生领域投资的积极性，也不能任由资本无节制扩张，留下“一地鸡毛”。

　　田伯平建议，各地有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借这类案例探索对这类业态监管的新办法、新模式。以基层社区为着力点、以居民需求为中心，探索政府、资本、社会的边界，形成经济治理的有效模式。(记者：潘晔、郑生竹、朱程、杨绍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