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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架空置、购物卡消费受限，家乐福出了啥问题？******
【商业风云录】货架空置、购物卡消费受限，家乐福出了啥问题？
中新网1月10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去超市购物，发现很多商品都不能使用购物卡结算了。”近日，多地居民反映，家乐福购物卡消费受限，部分货架出现空置现象。家乐福方面9日回应中新财经记者，公司正通过积极协调，多举措优化商品供应链效率，给消费者更丰富的商品选择。
作为曾经的零售界“黄埔军校”，家乐福最近怎么了？
部分门店购物卡使用受限 有消费者存数千元
“怕过两天(超市)就关门了，赶紧过来使用购物卡。”
9日，一位消费者在北京海淀区的某家乐福超市见到记者时说，因为着急要花掉购物卡余额，他要尽量选择可使用购物卡结账的商品，一圈逛下来，购物车里才积累了一百多元的商品。
图为某酸奶饮品因可使用购物卡结账所剩无几。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和这位消费者一样，当天，不少顾客都在超市货架中穿梭，寻找能使用购物卡的商品，一旦发现，就把商品放进购物车里……
记者注意到，虽然该超市只有少数货架出现空置或货量紧张的情况，但很多商品都贴上了写有“购物卡系统升级中，暂不支持购物卡结算，其他结算方式正常购买”的标签，这让不少消费者苦恼。
“我这(购物)卡里还有6000多块钱，该咋花出去？”一位消费者无奈感慨。
在该家乐福超市里，很多商品都贴上了不支持购物卡结算的标签。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而当记者询问该超市工作人员时，得到的回复是“从5日开始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北京其他家乐福超市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如果不能把卡内余额花完，能不能把购物卡退了？
记者就此咨询家乐福购物卡服务人员，对方表示，“现在不能退卡，如果超市关门估计可以退。”
图为家乐福超市结账区，不少人在排队。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不只是北京，据媒体报道，近日，沈阳、昆明、无锡等地家乐福门店也出现购物卡消费受限现象，比如规定订单满100元可用购物卡结算15元。有些地区门店货品也空了很多，商品还出现涨价情况。面对这些现象，多地相关部门也开始介入调查或约谈家乐福相关负责人。
家乐福回应
对于部分门店货架空置，家乐福方面9日回应中新财经记者，公司正通过积极协调，多举措优化商品供应链效率，给消费者更丰富的商品选择。
对于“关门”传言，家乐福方面也回应称，公司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请广大消费者不信谣、不传谣，理性消费。
另外，北京家乐福相关负责人也向媒体表示，不会退出北京市场。此前，昆明、沈阳、无锡等地家乐福均表态称，不会退出当地市场。
在家乐福超市，有顾客在寻找能使用购物卡的商品。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家乐福的回应虽给人们服下一颗“定心丸”，但近年来家乐福门店数量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9年，苏宁以48亿元收购了家乐福中国80%股份。苏宁易购财报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家乐福无新开门店，门店数量从2021年底的205家减少到9月末的151家，闭店数量达到54家。2021年，家乐福也仅新开3家门店，却关闭了26家门店。
苏宁易购在2022年三季报中也提到，当前公司仍处于净利润亏损状态，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家乐福业务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带来规模下降较快，较高的固定租金成本难以分摊。公司在三季度已全面开展家乐福业务调整，包括关闭部分区域门店，聚焦优势城市经营，提升规模效益。
业务不佳、频繁关店的同时，外界亦怀疑家乐福供应链出现问题。
据北京商报报道，2022年以来，家乐福被供应商追收货款的事件频繁被曝光。此前，西南地区供应商透露，2022年下半年起，家乐福超市频繁拖欠货款。据悉，在这位供应商暂时中止与家乐福合作时，家乐福欠该供应商的未结货款金额约240多万元。
曾经的零售界“黄埔军校”为何遭遇窘境？
如今身陷窘境的家乐福，当年可谓无限风光。
2006年，家乐福中国门店数就已突破100家，成外资零售超市中门店数量最多的一家。其以“合资”形式将“大卖场”业态引入中国，实现农超对接等模式，也让家乐福成为行业的标杆，还曾被誉为零售界的“黄埔军校”。
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家乐福渐渐失去强势地位。2009年，家乐福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被大润发超过；2010年，家乐福在华门店数被沃尔玛反超。2012年至2017年，家乐福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额从55.83亿欧元下降至46.19亿欧元，降幅17.27%。
2018年，家乐福中国账面净资产为负。对此家乐福中国解释为，近年来线下零售业态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虽然积极应对，但仍带来了阶段性的经营亏损。
资料图：市民在武汉市汉阳区家乐福超市购物。王方 摄若放眼整个行业，家乐福的境遇并非个例。近年来，麦德龙中国、乐购等主打大卖场的连锁超市接连“卖身”。与此同时，各地大卖场也屡屡传出关店消息。
“受社区团购冲击，超市业态到了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步步高董事长王填2021年4月份在某行业会议上的一番话，让人担忧起超市的未来。
在零售专家胡春才看来，随着国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出现新的变化，线下超市也需要变革，从原来的“卖商品”到现在的“卖生活”，给中国人提供新的生活解决方案。
据苏宁易购透露，在对家乐福进行业务调整时，会加大家乐福门店的电器3C业务融入，借助大卖场人流优势，提升盈利较强家电业务收入，分摊固定成本；此外，家乐福自身也加快商品结构调整，本地电商与社群电商运营，加快适应市场变化，实现规模环比改善。
现在家乐福这个老牌零售巨头正努力做出改变。面对“购物卡使用受限”风波，家乐福的消费者们也希望，超市能尽快恢复正常。(完)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成功举行****** 中新网埃及沙姆沙伊赫11月16日电 当地时间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边会由中国新闻社与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能源基金会协办。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明新作视频致辞。 供图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明新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直面的全球性重大挑战。共识就是力量，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媒体扮演着普及知识、行动倡导、连接各方、凝聚共识的重要角色。中新社一直高度重视气候传播，积极拓展工作领域，愿为讲述传递中国与世界的低碳好故事、绿色好声音以及合作新成就，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任田成川作视频致辞。 中新网记者 陈天浩 摄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主任田成川在致辞中表示，加强气候传播，积极提升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宣教中心以提升公众环境和气候意识为己任开展积极探索，积极打造品牌项目和宣传平台，包括开展丰富多样的气候传播活动、发起成立气候传播平台和行动网络、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教育培训等。 在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看来，实施气候变化政策是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能源基金会的愿景和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他说，应通过气候传播让社会公众接受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意识，尤其要为青年一代所接受，并最终转化为青年一代的行动。能源基金会早在七八年前，就专门成立了相关的传播项目。  图为王毅在“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上进行演讲。 中新网记者 陈天浩 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在演讲时则提到，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需要协调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还要有更好的公共参与。他认为，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一方面能够利用国家公园本身的教育功能来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公众的参与，也将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展局局长助理管秀鹏介绍了该合作组织开发的能源全球平台，“接下来我们将以能源全球平台为媒介，与各方携手共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和广泛的公众参与需要一场公众气候观念的升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气候传播与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曾繁旭认为，气候传播要逐渐实现范式转变，通过好的故事，让科学数据和政策转变为真实可感的公众生活，让公众觉得，能源、气候议题并不在远方，而在你我身边。 能源基金会策略传播项目主任荆卉表示，“让气候议题更加主流化，未来有很多可以继续发力的方向，比如强化公众对于气候问题和低碳解决方案更科学的理解、增加气候变化在社会讨论中的可见度、强调低碳转型以人为本的定位，以及给公众提供更多参与机会和直观体验，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既是低碳转型的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图为彭大伟现场分享对中国气候报道新趋势的观察。 中新网记者 陈天浩 摄中新社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兼中新网副总编辑彭大伟分享了自己对中国气候报道新趋势的观察，“随着VR、AR等技术及新媒体、融媒体形态的不断延伸发展，未来的气候传播形态将更加广阔，针对的受众将更加广泛，也必将在全社会汇聚更大合力。” 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金融和基建转型首席教授梁希分享了对中国企业ESG发展的见解并建议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方面根据国情制定本土化的信息披露标准，推动智能化的数据收集，同时通过能力建设和政府领导，从根本上提升市场主体对ESG的认知。  图为“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现场。供图在边会圆桌对话环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廖原、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袁瑛，就面向“双碳”目标转型实践与气候传播的议题进行讨论。 张建宇认为，技术进步使我们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能够可持续以及可被认识到。有了支持的态度、理解的程度，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具体改善，我们将可进入美好生活和气候友好的新时代。 廖原也认为，技术的赋能使得我们对更美好生活中舒适的追求，以及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两者开始趋同，这能够帮助每个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支持、理解和行动落到实处。 “公众气候行动具有多样性和在地性”，袁瑛指出，ESG等新兴议题，对企业采取更高更好的气候行动有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同样会推进公众、企业采取不同层级的气候行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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